
在20世纪80年代,苏东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内外困境华盛通,政治体制僵化、经济衰退、社会动荡,而西方国家的压力也愈发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阶层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为足球流氓的兴起提供了土壤。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足球流氓现象与复杂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更加极端的态势。
拉日纳托维奇(阿尔坎)生于1952年,他的父亲曾是铁托的游击队员。作为“官二代”,他对学业并不感兴趣,17岁时便因犯罪入狱。之后,他游历了多个欧洲国家,涉及了各种违法活动,包括诈骗、抢劫等,甚至两次成功越狱。他使用假护照,化名“阿尔坎”,这个名字也逐渐成为了他在黑帮中的名号。
1980年,铁托去世。铁托时期,南斯拉夫凭借他个人的魅力和强硬手段,成功维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铁托的去世让各民族间的分裂情绪愈加严重,国家迅速陷入了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中。阿尔坎趁机回到南斯拉夫,迅速参与到犯罪活动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了“黑金富豪”。他也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狂热支持者,甚至担任了该队球迷会的会长。
展开剩余80%1990年5月13日,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与克罗地亚球队在萨格勒布的马克西米尔体育场对决。阿尔坎组织了3000名球迷远赴客场观看比赛。比赛前,双方足球流氓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导致数百人受伤,球场被点燃,最后警方出动高压水枪才平息了事态。这场冲突让比赛无法继续进行,球员们也无心比赛。
前南斯拉夫的足球流氓有着鲜明的特点,克罗地亚的流氓支持乌斯塔沙,塞尔维亚的流氓则支持切特尼克。纳粹符号和纳粹礼仪在这些团体中屡见不鲜,源于他们对强权的崇拜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
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他对阿尔坎的大胆和行动力十分看重华盛通,扶持他成为了南斯拉夫最大的黑帮头目。然而,米洛舍维奇没有预料到,阿尔坎的势力最终将失控。阿尔坎将贝尔格莱德体育馆附近的商店改建成了活动中心,并成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老虎军团”。
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南斯拉夫也陷入了内战。足球流氓们纷纷加入了民兵组织,暴力肆虐,不仅对表现不佳的球员及其家人进行威胁,还对南联盟的正规军不屑一顾。“老虎军团”在内战中犯下了屠杀等严重反人道罪行。
2000年1月15日,阿尔坎在贝尔格莱德洲际酒店遭遇暗杀身亡。随着阿尔坎的死,米洛舍维奇也失去了对足球流氓团体的控制。同年10月,南联盟爆发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暴动,极端右翼的足球流氓们成为了领导力量,他们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的叛徒,最终迫使他下台。米洛舍维奇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并在2006年去世,这一过程充分证明了,利用极端民粹主义最终会自食其果。
足球流氓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球迷,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比球队和军队更高的民族与社区利益。当球队成绩不佳或军队作战失利时,足球流氓往往会嘲笑、指责,甚至威胁暴力。
极端民族主义通常以“代表人民”的旗号出现,但其实往往未经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普通民众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可能有一定的民族对立情绪,像球迷之间的言语宣泄,但足球流氓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控制这一群体,实施一种集体恐怖统治。
俄乌冲突中的亚速营,正是类似的一个案例。亚速营最初由哈尔科夫金工足球俱乐部的球迷组成。金工队源于工人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1988年获得了苏联冠军。在那个时期,基辅迪纳摩和莫斯科斯巴达克是苏联足球的两大劲旅,而金工队的球迷将自己视为屠龙勇士,与斯巴达克的球迷结盟。
1982年,金工队的激进球迷模仿斯巴达克球迷的组织形式,成立了自己的球迷团体。两队的球迷长期合作,直到苏联解体20年后,这一联盟依然存在。2013年,双方曾联合攻击基辅迪纳摩的球迷,而他们之间的联系,正是极右思想的纽带。
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后,金工队的球迷与斯巴达克的球迷决裂,开始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与亲俄派的冲突中,他们被武装起来,成为民兵组织,并被基辅政府命名为“东部兵团”。同年5月,基辅政府将“东部兵团”派往亚速海的别尔江斯克,进行整编并与极右翼的“乌克兰爱国者”暴力团伙合并,正式成立了亚速营。
当时,乌克兰刚刚经历了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广场革命”,正规军的士气低落,部分军官与敌方有较深联系,对东乌的战斗不积极。相比之下,足球流氓团体因为长期参与足球比赛,积累了组织能力、战术经验,培养了内部的忠诚与默契,形成了对外的共识。美国很快注意到亚速营的军事潜力,并在2014年至今的武装冲突中提供了支持,虽然在舆论压力下暂停了援助,但不久后又重新支持亚速营,并帮助其正规化。
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通过重组军队,将这些前足球流氓作为骨干力量,导致了乌克兰军队的宣传照片中充斥着纳粹“黑太阳”的标志。在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的民族意识相对较弱,解体后,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成为乌克兰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
乌克兰政府和美国既看重这些前足球流氓的残暴凶狠,又需要维护“自由民主”的形象,因此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这种策略类似于米洛舍维奇对待极右翼势力时的做法,最终也证明了,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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